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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2年7月13日 by 没有评论

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建校70周年纪念大会,会场外的校史展览中,梅贻琦占据了开篇部分,展板上有关他的这段介绍文字已经成为传世佳话:“所谓大学者,非谓有大楼之谓也,有大师之谓也。”

陈寅恪曾说:“假使一个政府的法令,可以和梅先生说话那样谨严,那样少,那个政府就是最理想的。”

中西合璧线年,梅贻琦生于天津。其父中过秀才,后沦为盐店职员,甚而失业,家境亦每况愈下,“除去几间旧房庇身以外,够得上是准无产阶级了。”

梅贻琦从1931年起担任清华大学校长,在他任校长之前,清华师生赶校长、赶教授是家常便饭,校长在任时间都不长。有人问梅贻琦有何秘诀,梅说:“大家倒这个,倒那个,就没有人愿意倒梅(霉)!”

“对知识分子心态了解之深,当时少有如他的人。”梅贻琦的儿子梅祖彦回忆。梅贻琦在礼聘教师方面,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。

延揽人才的诚意在华罗庚身上得到极好的体现,华罗庚从一个只有初中学历的人,先做小学教员,后为店员,被破格召进清华大学加以培养;又破格从一位系资料员转升为助教,而且被允许修习大学课程;破格被送到英国剑桥大学去“访问研究”;最后又破格未经讲师、副教授阶段而被聘为教授,上述过程大多是在梅贻琦的亲自过问下实现的。

梅贻琦曾在日记中表达了自己的中间立场:“余对政治无深研究,于亦无大认识。对于校局,则以为应追随蔡孑民先生兼容并包之态度,以克尽学术自由之使命。昔日之所谓新旧,今之所谓左右,其在学校应均予以自由探讨之机会。”

对于学生,梅贻琦一律采取爱护的态度。抗战暴发前夕,当时的抗日情绪非常激昂。冀察政委会委员长宋哲元的治下派了军队到清华清查,士兵们声明有命令不用枪弹。因此竟被同学缴了械,领队的团长也被扣留,运输车辆亦被掀翻。当晚,竟有一师军力的部队荷枪实弹并附有大刀队进入校园。叶公超回忆,当时他和叶企孙、陈岱孙、冯友兰等聚集在梅贻琦家中商议怎么应付。几乎每个人都说了许多话,惟有梅贻琦静默不发一言。大家都等他说话,足足有两三分钟之久,他还是抽着烟一句话不说,结巴的冯友兰问梅贻琦,“校长你——你你看怎么样?” 梅贻琦还是不说话,叶公超忍不住说,“校长,您是没有意见而不说话,还是在想着而不说话。”

第二天梅贻琦召集全校同学讲话,以极沉痛而低沉幽默的口气,告诫同学:“青年人做事要有正确的判断和考虑,盲从是可悲的。徒凭血气之勇,是不能担当大任的。尤其做事要有责任心。你们领头的人不听学校的劝告,出了事情可以规避,我做校长的不能退避的。人家逼着要学生住宿的名单,我能不给吗?”停了一下,梅贻琦说:“我只好很抱歉地给他一份去年的名单,我告诉他们可能名字和住处不太准确的。”最后梅贻琦表示:“你们还要逞强称英雄的话,我很难了。不过今后如果你们能信任学校的措施与领导,我当然负责保释所有被捕的同学,维持学术上的独立。”

1948年12月,北平即将解放。梅贻琦搭乘的飞机南下。政府再三邀请梅贻琦入阁,梅贻琦维持了一贯的中间立场,他对新闻记者谈话说:“不出来对南方朋友过意不去,来了就做官,对北方朋友不能交代。”所以始终婉谢。

1943年,在由他拟纲,潘光旦代笔的《工业化的前途与人才问题》中,梅贻琦表示,真正工业的组织人才,对于心理学、社会学、伦理学,以至于一切的人文科学、文化背景,都应该有充分的了解。令他忧虑的是,“近年来国内工业化运动的趋势,似乎过去侧重技术之用,而忽略了理论之用和组织之用。流弊所及,一时代以内工业人才的偏枯是小事,百年的建国大业受到不健全的影响却是大事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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